王石论哈佛：从崩溃边缘走向新生

；

；9月下旬，62岁的万科董事长王石结束了在哈佛大学两年的学习生活，然后转到剑桥大学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。据在南京学习的兰格老师介绍，在离开美国前往英国之际，王石在纽约文华东方酒店向记者讲述了他过去两年的精神历程。

财经日报：从1984年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示中心（“万科”前身）成立到1999年2月你辞去万科总经理一职，这是你的舞台；之后，您将完成&ldquo；7加2&rdquo；攀登探险（七大洲、山峰和南北极）也是一个舞台。在过去的两年里，你选择了出国留学，这是第三阶段。你怎么认为？

王石：留学是我的情结。我是&ldquo；工农兵学员&rdquo；（注：王石1974年考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，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广州铁路局第五工段任技术员）。他目睹了改革开放和高考（微博）的恢复，一直希望有机会出国留学并接受系统的知识培训。

1983年我去深圳的想法是以深圳为跳板，两年后出国留学。当时，我不认为我会一辈子做生意，深圳会如何发展，特区会是什么样子也很不确定。当时的环境不可能有任何三年或五年计划。很难预测明天会是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们一次只能做一年。我没想到会一直这么做，但我仍然有出国留学的梦想。

像我一样&ldquo；“文化大革命一代”；虽然我一直在自学，但我没有接受过良好的知识培训。在深圳多年后，我一直想出国留学，但总是年复一年地被推迟。50岁时，我开始觉得出国留学与我自己无关。首先，我老了。此外，我认为接受知识培训是年轻人的事。50岁以后，我不想出国学习。

2010年我59岁时，收到了哈佛大学的一份非正式邀请。万科和哈佛之间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合作项目。每年暑假，一些哈佛本科生将被安排到万科实习。两位合伙人共进晚餐后，哈佛大学的；中国基金&rdquo；该项目的执行主任问道：“这是一个；王校长有兴趣在哈佛大学做半年或一年的访问学者吗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不在乎。”；我想&rdquo；，选择了很长时间&mdash&mdash；一年。

我可以去哈佛学习。一方面，万科与哈佛的合作项目起到了推动作用。另一方面，这也与我的身份和经验有关。包括写申请材料时，我提到我有一年的教学经验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项目，我也是一个企业家。尤其是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，我觉得我的理论准备还不够。当然，作为一个案例教学，谈论你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你来说可能非常有趣，但教学和讲座毕竟不是一回事。

我去哈佛的直接原因是我想接受系统的知识学习和分类。事实上，我没有去哈佛，因为那是哈佛。如果当时邀请我的学校是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，我可能也会去。但这个机会最终把我带到了哈佛。

但当我真的想出国留学时，我发现我还没有真正准备好。主要问题是语言。毕竟，这不是一所家庭学校。我担心在那之后我无法克服语言障碍。相反，我犹豫不决。

当我来到哈佛时，我忍不住选择了&ldquo；资本主义思想史&ldquo；宗教如何影响社会&rdquo；这些课程。这与我作为企业家的身份有很大关系。作为一家企业这么多年了，我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自己以及万科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学习非常困难，更大的问题是语言。此外，这些课程即使翻译成中文也很难理解。特别是宗教问题，我已经比较陌生了。在真正深入美国之后，我发现有很多教派，比如新教在进入美国后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。例如，有一个叫“ldquo”的小教派；贵格会；，目前，世界上只有60万信徒，但他们在反对战争和和平主义方面发挥了有趣和重要的作用。

事实上，我在哈佛的时光几乎崩溃了。在课程开始时，我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教授在说什么。幸运的是，美国的教育方式是在上课前告诉你要读什么书。你可以在课后预习并继续阅读，以弥补不足。整个学习过程非常艰难。今年，我的眼睛一直受到损害，不断磨损，散光非常严重。我不是近视，但现在我正在迅速衰老，眼睛充血，视网膜硬化。我第一次体验过这种阅读方法。我必须快速阅读大量书籍，并且对效率有很高的要求。此外，我还必须与教授保持沟通。我只能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弥补听和说的缺陷。当时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在哈佛每天都在受苦。我每天都盼望着星期六，因为星期六我可以睡懒觉。因为我晚上睡得太晚，白天我会在课堂上打瞌睡。我经常觉得我没有光明的未来。更糟糕的是，我没有任何东西要学，然后我就累了。

虽然我在深圳创业以来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但我一直睡得很好。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，你也睡得更好。什么都不要想。明天太阳将正常升起。但我真的想放弃哈佛。我每天看书，看到我在两三点钟睡觉，八点钟上课。我知道我得睡一会儿，但我睡不着。登山只是身体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恐惧，但它需要两个月，但在哈佛需要12个月！

但当一年真正过去的时候，我认为时间过得太快了。为什么这一年结束了？然后我开始申请我在哈佛的第二年。在第二年，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时间，我不想再次社交。每天，我只在公寓、校园、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奔波。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了。（1001）

我真的感觉到的变化是，当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，我的助教会说你感觉和以前完全不同。主要有两个变化：第一，更符合逻辑。另一方面，它注重引导学生思考，而不仅仅是试图告诉学生什么。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互相交流。我提出问题，然后学生回答，但这并不是基于给出正确答案。我突然发现与学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。以前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一名教师，传播知识和案例，帮助学生提高。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启蒙者。同时，我也从学生身上获得了很多。

日报：作为万科的创始人和企业家，你觉得在哈佛学习怎么样？

王石：我是一名企业家。我和普通留学生真的不一样。我在哈佛的学习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对万科未来的想法。我学习不仅是为了个人修养，也是为了一个根本问题，那就是，作为一名中国企业家，企业将走向何方。我希望通过学习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。我过去常想的是&ldquo；如何使企业成功&rdquo；，但是现在我想，为什么这是企业成功的背后呢？这在过去没有被详细考虑过。以前，更多的想法是；如何成为&rdquo；，而且从来没有想过&ldquo；为什么我能成为&rdquo；。

对我来说，创业后，我主要指的是二战后日本企业的模式，如松下、索尼和丰田。它们不仅是成功的国际企业，而且自身的企业文化也在影响着社会的进程和发展。我非常希望万科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企业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这样的作用，而不仅仅是在企业层面或产品层面。但在过去，仅仅从文化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是不够的。中国是否有改革开放的政策、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，所以它会成功，成为像松下和丰田那样的企业？我过去认为这是可能的，但现在仍然很困难。所以我一直在想。

过去，我以&ldquo；以原则为例；，因为现代工业和现代化